基辛格访华一百多次 今年刚来过中国

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国。在新书《基辛格谈基辛格》(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10月版)的序言中，基辛格回顾了他1969年从学界进入政坛的缘由：1967年，他撰文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应遵循此原则：“因此，一切均取决于对未来的某种构想。”两年之后，他成为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于1969年到1974年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于1973年到1977年担任美国国务卿。1973年，因为他在结束越南战争谈判中做出的贡献，他与越南人黎德寿一同获得1973年度诺贝尔和平奖。1977年，当他退出政职时，他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并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对于国人来说，基辛格是熟悉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美关系的历史见证人。1971年7月9日，他作为特使，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执行代号为“波罗一号”的秘密访问，为中美建交奠定了良好基础。此后，他频频访华，次数多达100多次，“每次都会有新的收获”。

2023年7月，刚过百岁生日的基辛格再次访华，这是他最后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基辛格接受了前助手、美国外交官温斯顿·洛德的数次采访，对谈内容辑成《基辛格谈基辛格》一书。基辛格称此书是他“唯一的口述历史”，下文即摘自该书。

“我们要努力实现与中国的对话”

Q ：基辛格博士，您在世界舞台上，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经验都极为丰富。基本上，几十年来，您结识了美国和国外的每一位主要领导人、政治家和外交家。您见过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回首过去，您认为最重要的领导力是什么?

A ：人们首先要问的是，领导者应该做什么?任何领导者都面临一系列因时势的发展而出现的实际问题，我称之为战术层面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把他的社会从原来所处的局面带到未曾有过的局面。这是对领导力的挑战，将不断出现的特定情况变成对未来的憧憬。

就第一项任务而言，它部分取决于社会的内部结构，部分取决于某种战术技巧。

在领导力方面，最需要的素质是品格和勇气。需要品格，是因为真正棘手的决策是 51∶49。平淡无奇的决策是在官僚主义的考虑过程中做出来的。但是，当处于危急关头，这意味着你决定要走的是某一条路，而不是另一条路。因此，你需要依赖道义的力量来做出决策，就本身而言，在做这个决策时，你几乎不可能拥有多数支持，因为你面对的是不熟悉的领域。你需要单打独斗的勇气走完这段路。

Q ：尼克松政府和您本人最著名的事是向中国开放。尼克松在当选的前一年就对这一点做出了预言，他在为《外交事务》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应该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您进入政府任职时也是这么想的吗?

A ：碰巧的是，我们俩在进入那届政府时，都认为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尼克松的想法主要是关注把中国纳入国际体系中的一部分所蕴含的重要政治意义。

我一直在考虑以中国来制衡苏联的方法。尼克松则认为，如果建立一个国际体系，中国必须参与其中。这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正是我们过去的亲身经历。我们俩很早就决定，我们要努力实现与中国的对话。

Q ：您去中国，接着尼克松去中国时，知道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吗?

A ：知道。我们知道这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之一。但是，我秘密去中国时，我们并不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因为我们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只是双方都表明自己的观点。

外交，作为一项大战略

Q ：我想我们现在要谈谈外交了。关于如何从事外交，您会给今天的领导人留下什么样的关键原则呢?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您和尼克松在你们想要阻止或鼓励发生的事情上向前看了几步，但其他一些关键原则是什么呢?包括谈判。

A ：我们并没有带着精确的谈判理论进入政府，但我想说的是：第一，我们总是带着一个问题开始每一次外交努力：“我们在这里想要做什么?这次行动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试着不纠结于谈判的所有技术细节。我们总是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想要去实现的东西。我们努力为自己制定某些原则，写下许多文件，阐明我们要在这里做些什么事，并对这些事进行回顾。在越南问题上也是如此，我们很早就制定了分别处理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的战略，强调政治问题应当由越南人自己去解决，而由我们来处理军事问题。

撇开这样做的优点不说，它很好地以这种方式达到目的，这一协议也反映了这种设计。随后，由于美国国内局势动荡，我们没有维持协议。

中国的问题也是如此。总的来说，我应当说，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是以“我们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问题开始的，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在非常明确的意义上也是如此。

Q ：在秘密旅行以及随后的旅行中，您多次与周恩来会谈，几小时接几小时地和他探讨大局远景。与周恩来一起工作同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工作有何不同?他们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A ：周恩来是一个极具智慧和个人魅力的人。他在非凡的知识和非凡的耐心框架下进行谈判，从来没有企图宣称要维护力量的相对平衡。有时他非常强硬，但他在这些阶段中是在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框架内进行谈判，表明我们都是认真的人，都决定朝着某个方向前进，我们将设法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因此，他会捡起一些小事——如果我们这方有人生病了，或者在以前有过某种联系——他总是想方设法去提及。但他从来没有想要去讨好某个人。

毛泽东是革命奉献的化身。他身上有支配一切的气势。就像在舞台上，一个伟大的演员在三十秒之内就吸引了观众。毛泽东并没有特别想说服你，他说的是格言。他几乎总是以一个问题开始谈话。与大多数政治家不同，他没有说：“我要说五点。”他会说：“你在考虑什么……”然后他会带你进入下一步，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来回答，然而在对话的不同阶段会被他冷嘲热讽的评论打断，这些评论传达出“不要试图愚弄这个研究人类弱点的专家”。

他的经典回应之一是：“你们美国人让我想起燕子，它们在暴风雨来临时飞到空中，挥动翅膀。但是，教授，你和我都知道，挥动翅膀并不会影响暴风雨的到来。”或者你告诉他一些有关谈判的事，然后他就脱口而出“慕尼黑……”，但这一切都是彬彬有礼地说出来的。他流露出知道世界将走向何方的信念，而你必须适应那个框架。

“我一直努力在做的，

是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

Q ：我们已经用了四十年来反思尼克松总统的外交政策。回头看看，您今天怎么看待这份遗产?

A ：尼克松的基本贡献是建立一种外交政策的思维模式，这是开创性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思想是，重大的问题可以分割为个别的问题，逐个解决——事实上，如何解决问题就是问题。因此，我们会卷入一种似乎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或其他重大利益的局势，但很少涉及世界秩序的概念。

除了那些美国国父，以及“泰迪”·罗斯福外，尼克松是把外交视为一项大战略的美国总统。在他看来，外交政策通过平衡各国的自身利益，从结构上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全球和平与美国的安全。

而且他从相对长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Q ：请举例说明这种战略和长期思维。

A ：当然，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如果你看看尼克松对中国的看法，看看在尼克松主持下撰写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所说的话，就会知道，他会从世界秩序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问题，既不是从任何特定危机的角度，也不是从越南的角度，尽管他看到了对越南的影响。他认为，通过使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国际政治的整个格局将会发生转变，因为所有其他国家都必须考虑中国在新格局中的影响。

Q ：当您回首往事时，您知道你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是留下了一份四五十年的遗产吗?

A ：没有。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读过我以前写的文章，我知道问题所在，但我不记得我们对自己说过“五十年后情况会怎样”，我们确实试着问我们自己：“这是为了和平吗?”

所以我想，我一直努力在做的，是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但国家利益往往也涉及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因为如果你只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把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联系起来，你的努力就很难持续。了解国家利益是很重要的。知道如何利用国家利益也很重要。